从近海养殖到深蓝渔业：中国“蓝色粮仓”海水养殖业的战略跃迁

  

  作为保障全球蛋白质供给的“蓝色粮仓”，海洋水产养殖正经历从近岸粗放向深远海集约化的战略转型。我国海水养殖产值规模突破4885亿元，产业效益持续提升，养殖结构逐步优化，海洋牧场建设深入推动，深远海养殖装备发展势头迅猛，大型养殖工船实现突破，养殖技术与品种选育持续创新，深远海养殖主体趋于多元化。

  渔业和水产养殖是全球动物蛋白供给的战略支柱。水产养殖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供给优质蛋白方面的作用日渐凸显。水产品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蛋白质保留率显著优于牛羊肉等红肉，且水产品脂肪多为不饱和脂肪酸，更利于心血管健康，对于在全世界内促进健康膳食和改善营养很重要。由于水产尤其是鱼类为变温动物，无需能量维持体温，饲料能量大部分直接用于增重，因此饲料转化率远高于陆生畜禽类，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每生产1公斤鱼类需饲料1.1-1.5公斤，远低于牛肉（6-8公斤）、猪肉（3-5公斤），水产养殖有着非常明显的资源效率优势。

  水产养殖是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水产食品在全球动物蛋白和蛋白总量中的占比分别为15%和6%，同时还是关键营养素的优质来源，包括omega-3脂肪酸、矿物质和维生素。自1961-2022年，全球人均水产品消费量从9.1公斤增至20.7公斤，增速为全球人口增速的2倍。在人地矛盾长期存在、膳食结构不断变迁的背景下，渔业和水产养殖在保障全球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全球水产养殖产量持续增长。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告，2022年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量增长至2.232亿吨，其中水生动物产量为1.854亿吨，藻类产量为3780万吨；水产养殖产量达到1.309亿吨，占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的59%。水产养殖业产量（不含藻类）首次超过捕捞渔业，达到9440万吨，占水生动物总产量的51%，成为水生动物的主要生产部门。在水产养殖的水生动物产量中，内陆养殖占62.6%，海水养殖（含沿海养殖）贡献37.4%，产量达到3530万吨。加上藻类产量，2022年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约7000万吨。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2024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告，中国水产公众号。

  海洋水产养殖是人类利用海洋立体空间，包括浅海、滩涂、港湾、深海等适宜海域，按照养殖对象的生态习性和对海域生态环境条件的要求，运用水产养殖技术和养殖设施，从事海产经济动、植物饲养和繁殖活动，是人类定向利用海洋生物资源、发展海洋水产业的重要方法之一。其养殖方式丰富多样，包括池塘养殖、网箱养殖、筏式养殖和工厂化养殖等。

  发展海水养殖具有多重意义。海水养殖产量占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量的30%以上，且规模和占比还在持续增长。发展海水养殖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一是优化现代膳食结构。海洋动物类蛋白中富有丰富的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且氨基酸模式更接近人体需求。海鱼（如三文鱼）中的Omega-3脂肪酸（EPA/DHA）含量是禽畜肉的10倍以上，可降低血栓风险、调节血脂。海虾、海鱼中钙含量可达禽畜肉的5-20倍，有利于骨骼健康；牡蛎的锌含量是牛肉的6倍，有利于增强免疫力；海带、紫菜的碘含量可满足成人日需量，有利于预防甲状腺疾病。海洋食物还含有陆生食物稀缺的特殊生物活性物质，对生物体和人体具备极其重大生理功能调控作用。

  二是减少对陆地资源环境的消耗。与陆地“种植—养殖”肉类生产模式相比，海洋食物生产系统在空间资源占用、水资源消耗、化肥及饲料使用等方面的节约效应十分显著。根据中国海洋大学深蓝渔业发展的策略课题组测算，1.42kg动物性海洋水产品提供的蛋白质量约等于1kg猪肉，而每生产1kg猪肉需要消耗4kg原粮。我国粮食平均单产约360kg/亩，每亩耕地灌溉用水约300吨。据此估算，我国海洋食物体系能够替代肉类（猪肉）约2000万吨，相应能够替代约8000万吨粮食（原粮），由此节约耕地约2.3亿亩，节约淡水约700亿吨。

  海水养殖具有多重优势。与淡水养殖相比，海水养殖可用的海域空间广阔，单位面积产量更高，养殖种类丰富、高价值品种多，生长速度快。海水养殖可利用海洋立体空间（包括浅海、滩涂、深海等），而全球可开发海域面积远超内陆淡水资源。以中国为例，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2023年我国海水养殖面积达3322万亩，养殖用海成为18亿亩耕地之外，扩大食物供给的重要资源要素保障；同时，我国管辖海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可开发深远海养殖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当前深海养殖利用率不足千分之一，开发潜力巨大。

  此外，海水养殖生态效益优于陆地农业，藻类具有非常明显的固碳作用，碳汇能力突出。根据2024年4月报道，我国已建成的海洋牧场每年固碳量56万吨，消减氮4.9万吨、磷2000余吨，年产生生态效益1700余亿元。

  按照离岸距离、水深、开放程度等维度，海水养殖主要可分为近岸养殖、离岸养殖、远海养殖、深远海养殖等类型。近岸养殖包括有遮蔽的港湾内或近岸视距可见（2千米左右）的海水养殖；离岸养殖是在视距之外（距岸2千米以外）、常有一定遮蔽的水深20米以浅的海水养殖；远海养殖是在水深超过20米的开放海域实施的海水养殖（美国定义为离岸3–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的水产养殖）；深远海养殖或称装备型远海养殖，一般是在离大陆岸线千米以外的开放海域，或水深超过20米且具有大洋性浪、流特征的海域开展的养殖活动，是利用钢骨结构且具有自动投饲系统的装备、可抵御或躲避强台风的海水养殖方式。根据农业农村部等8部门印发的《关于快速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的意见》，深远海养殖主要指以重力式网箱、桁架类网箱及养殖平台、养殖工船等大型渔业装备为主体，以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装备技术为支撑，在深远海进行规模化高效水产养殖的方式。

  一是近海养殖空间约束。我国水产养殖产量占全球将近60%。但是，我国海水养殖主要分布在沿岸滩涂、浅海、港湾区域。随着滨海区域经济社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对海岸带空间需求一直上升，可用于海水养殖的近岸空间日渐缩小，近海养殖已接近承载力极限，养殖面积已占10米等深线%左右。另一方面，广阔的深水海域尚未被充分开发。我国沿海水深小于15米的海域总面积为12万平方公里，已开发面积不足20%。

  二是生态超载与污染问题。近岸水域养殖密集程度较高，养殖过程中产生养殖污水、残饵、药物残留及排泄物等，造成水体环境质量下降，导致养殖海域富营养化及底质有机物、病菌及重金属超标。《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3年，全国实施监测的河口、海湾、滩涂湿地三类海洋ECO（也是养殖区所处地区）总计16处，均处于亚健康状态。在环保监管日趋严格的大背景下，近岸海水养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其发展受到限制。同时，在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扩张养殖海域，容易加剧海岸侵蚀和湿地退化。

  三是近海养殖模式相对传统粗放。传统池塘和网箱依赖泡沫浮球等材料，易引起微塑料污染，并且高密度养殖导致病害频发，依赖抗生素加剧食品安全风险。

  近20多年来，远海养殖特别是深远海养殖成为海水养殖产业体系调整的主要方向。相比近海养殖，深远海养殖在开放海域作业，强劲洋流加速污染物扩散，明显降低富营养化风险，低温高盐环境则有利于抑制病原菌繁殖，同时使用先进智能装备及养殖平台，提升养殖精度，降低生产风险，解决近海养殖受风暴潮威胁的痛点。伴随着全球对海产品需求的持续增长和近海养殖产生问题的日益增多，深远海养殖已成为海水养殖产业体系调整和产业升级进程中的新业态。

  深远海养殖大致上可以分为深水网箱养殖和养殖工船养殖两种模式。深水网箱是一种大型海水网箱，一般安置在水深20米以下的海域，网箱水体从数百立方米到上万立方米，最重要的包含重力式网箱、桁架式网箱等类别。养殖工船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将“棕熊号”货船改装成养殖工船，是深远海养殖的首次尝试，此后美国、瑞典和挪威等国对海深远海养殖不断探索并开发装备。三种模式分别适用于不同海域条件和养殖需求，重力式网箱侧重经济性，桁架式网箱及养殖平台侧重规模化，养殖工船则代表深远海养殖的智能化与产业化方向，一同推动海洋渔业向深远海拓展。三种养殖模式的特点如下表所示。

  深远海养殖与海洋牧场协同发展。海洋牧场是基于海洋ECO原理，在特定海域，通过投放人工鱼礁、实施增殖放流等措施，构建或修复海洋生物繁殖、生长、索饵或避敌所需的场所，增殖养护渔业资源，改善海域生态环境，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渔业模式。海洋牧场主要可分为增殖型海洋牧场（以增殖渔业资源和产出渔获物为最大的目的）、养护型海洋牧场（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养护渔业资源或珍稀濒危物种为最大的目的）、休闲型海洋牧场（以休闲垂钓、渔业观光等为最大的目的）三个类别。海洋牧场为深远海养殖提供生态基底，比如人工鱼礁区可优化养殖水域环境，同时深远海养殖装备经常嵌入海洋牧场海域，形成“牧场+网箱”复合系统，实现资源养护与生产增效的双重目标。

  “海洋牧场+”模式通过空间集约化与产业协同化实现深度拓展。为高效配置海域资源，各地积极探索水上水下立体综合开发路径，推动“深水网箱+海上风电”“深远海养殖+休闲海钓”以及深远海养殖渔场+海上风电等融合模式落地。例如，海南率先提出养殖用海与海上风电、休闲渔业的混合用途开发，通过立体利用模式提升海域使用效率；福建平潭推进深远海养殖与海上风电融合试点，在试验风电场投放金属养殖网箱，形成兼具发电与养殖功能的技术方案。此外，技术创新驱动海洋牧场向智能化升级，通过构建“海洋牧场+深远海智能养殖渔场+底播养殖”的多层次开发体系，推动传统养殖向数字化、精准化转型。

  产业融合创新推动海洋牧场从生产型向“生产+服务”综合经济体转型。“海洋牧场+新能源”“海洋牧场+休闲旅游”等跨界融合模式成为产业升级核心方向。比如山东烟台的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耕海1号”集成自动投饵、5G监测等智能系统，年养殖鱼类20万尾，同时集垂钓区、科普展厅、宾客住宿区等多种功能板块于一体，实现一三产业融合发展。青岛的鲁海丰海洋牧场联动周边的旅游景区，配套8000平方米的游客接待中心、7000平方米的综合服务区，打造集休闲渔业、海上运动、滨海度假、体育竞技相结合的休闲海钓示范基地。此外，部分地区正探索“海洋牧场+生态保护”模式，通过人工鱼礁建设提升海域碳汇能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养护的协同共赢。

  国家重视海水养殖尤其是深远海养殖以及海洋牧场建设。202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就明白准确地提出“发展海洋牧场”。自2017年至2025年，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出发展海水养殖，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海洋牧场未来发展趋势，“建设现代海洋牧场，发展深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深远海养殖”。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特别提出“优化近海绿色养殖布局，建设海洋牧场，发展可持续远洋渔业”。2023年，习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践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意见》明确，全产业链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

  地方规划政策方面，福建、广东、江苏、浙江、海南、广西、河北、山东、辽宁等省及泉州、珠海、烟台、青岛、威海、大连等市均推出了海水养殖、海洋牧场相关的规划及政策措施，涉及空间布局、苗种饲料、健康安全、产业融合等方面，推出了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要素保障、审批优化等方面的举措。

  作为拥有18000公里大陆海岸线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的海洋大国，中国格外的重视海洋渔业和海水养殖业的经济潜能有效释放。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海水养殖先后掀起“鱼、虾、贝、藻、参”5次产业浪潮，实现了“养殖高于捕捞”“海水超过淡水”的两大历史性突破，不仅变成全球首个海水养殖超过海洋捕捞的国家，海水养殖产量也长期位居全球第一。

  我国海水养殖规模持续增长。当前，中国海水养殖和海洋捕捞每年能提供3000多万吨海产品，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自2013—2023年，我国海水养殖产量从1664.65万吨逐步增长至2395.60万吨，占我国水产养殖产量比重从39.5%提高至41.2%，海水养殖产量及占比呈现上升趋势，海水养殖及海洋牧场成为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提升高端蛋白质来源的自给能力、缓解耕地和水资源短缺的重要一环，在维护中国粮食安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海水养殖行业产值逐步扩大。我国海水养殖行业产值在1999年达到约1000亿元，2012年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264.54亿元，2014年上升至2815.47亿元；近年来，在市场需求、政策、技术等因素持续推动下，我国海水养殖产值规模逐步扩大，2023年达到4885.48亿元，同比增长5.32%，占GDP的比重达到0.39%，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持续增强。

  海水养殖产业效益持续提升。2023年全国海水养殖产量达2395.60万吨（产值为4885.48亿元），海洋捕捞产量则为957.49万吨（产值达2618.31亿元），相较于2012年，海水养殖产量提高45.73%（产值增加115.74%），海洋捕捞产量降低24.44%（产值增加53.42%），养捕产量比从56:44提高到71:29，产值比也由57:43升至65:35，养捕结构呈现一直在优化态势。海水养殖在产量提升的基础上，产出效益也明显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从2012年的7.54吨/公顷上升至2023年的10.82吨/公顷，单位面积产值从10.38万元/公顷增至22.06万元/公顷。

  资料来源：《全国渔业经济统计公报》《中国渔业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年鉴》，胡求光、马劲韬《中国海洋渔业发展：成效、问题与路径》。深企投产业研究院整理。

  海水养殖品种结构逐步优化。2023年，我国海水养殖品种结构呈现“贝类主导、多品类协同”的优化特征：贝类作为核心品类占比达68.7%（1646万吨），其中牡蛎（667万吨，同比增长7.6%）和扇贝（185万吨，增长3.5%）构成产业支柱；鱼类（205.7万吨，增速6.8%）与甲壳类（205.5万吨，增速5.3%）成为增长引擎，石斑鱼（增长17.3%）、卵形鲳鲹（增长19.1%）等高的附加价值品种表现尤为突出；藻类整体增长5.8%（287万吨），海带产量大幅度的提高24.4%有效弥补了江蓠（下滑10.6%）的产量缺口，标志着产业正从规模驱动向“提质增效”阶段转型，高的附加价值品种与生态养殖模式逐步成为新增长点。

  海水养殖面积逐年回升，海上养殖产量逐年增加，养殖空间向深远海拓展。由于全国多个省市采取保护生态环境、整治养殖污染等相关行动，沿海地区不少滩涂被划出禁养区，使得我国海水养殖面积呈现震荡下行的发展形态趋势，由2015年的2317.76千公顷下滑至2019年的1992.18千公顷；其后，我国大力推动海水养殖从近海向深远海拓展，带动其养殖面积呈现回升态势，2023年增长至2214.87千公顷，同比增长6.77%。随着养殖空间加速向深远海拓展，2023年海上养殖产量达1461万吨，同比增长8.1%，占海水养殖产量的比重提升至61.01%。2016-2023年我国海上养殖产量及占比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17-2024）》，深企投产业研究院整理。

  深远海养殖规模和产量慢慢地提高，集中在南方沿海地区。截至2023年底我国深海网箱拥有量约2万余口、桁架类网箱40个，养殖水体5659.8万立方米，年产量47.3万吨。广东、福建、广西、海南四省2023年深海网箱产量总和为40.6万吨，占比全国总产量近85.9%。2016-2023年，中国深水网箱养殖产量占海水养殖产量比重从0.62%提升至1.97%，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17-2024）》，深企投产业研究院整理。

  海洋牧场建设持续推进。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建成海洋牧场300多个，投放鱼礁超过5000万空立方米，用海面积超过3000平方千米，海洋牧场建设已经初具规模。2024年7月，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九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名单，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增加至189个，其中山东72个（其中青岛22个），辽宁44个（其中大连32个），河北21个，广东16个，浙江15个，海南8个，江苏4个，广西4个，福建3个，天津1个，上海1个。

  深远海养殖装备水平提升。在雄厚的海洋船舶业及海洋工程装备基础支撑下，我国深远海养殖装备发展势头迅猛，在大型养殖工船设计与制造等多方面实现突破。深海网箱技术持续进步，“深蓝1号”“经海1号”“闽投1号”“振渔1号”等全潜式、座底式、半潜式、浮式大型深海网箱先后建成投产，其中重力式网箱养殖海域水已达深20米，桁架类网箱结构安全性不断的提高，广东“德海1号”桁架类网箱成功抵御17级台风。同时，数字化智能化设备加速应用，无人机投喂、水下机器人巡检、AI病害监测等设备逐渐投入运营。养殖工船方面，2017年，中国首艘养殖工船“鲁岚渔61699”建成；2022年，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国信1号”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实现中国深远海大型养殖工船产业从无到有的突破。截至目前，我国养殖工船已有4艘，2025年有望再交付大型养殖工船6艘，桁架类网箱10余个。

  养殖技术与品种选育实现突破。在养殖品种创新领域，我国已形成传统经济鱼类与冷水鱼种协同开发的选育格局。其中，大黄鱼“甬岱1号”“富发1号”、金鲳鱼“晨海1号”及石斑鱼“金虎杂交斑”等深远海适养品种成功培育，实现生长速度提升、抗病力增强的产业化突破；军曹鱼、海鲈鱼、许氏平鮋、真鲷、褐毛鲿、黑鲷、金头鲷等品种的选育开发持续推进，而大西洋鲑、虹鳟、帝王鲑、银鲑等冷水鱼类正通过种源技术攻关突破进口依赖瓶颈。养殖技术体系构建方面，陆海接力养殖、冷水团养殖等模式实现规模化应用，多营养层次立体养殖（贝藻鱼共生）与风渔融合养殖技术（风电平台与网箱协同布局）形成成熟案例，推动深远海养殖向智能化、集约化方向深度转型。

  深远海养殖主体经历显著变革。受深远海养殖离岸距离远、海洋环境复杂等特性影响，该领域对参与者的资金储备、技术装备水平、运营管理能力及风险应对能力提出严苛要求。在发展初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以非公有制企业为主导，部分实力强劲的养殖企业率先试水，积累了宝贵经验。近年来，行业格局出现重大转变，国有企业凭借雄厚资本与资源整合优势强势入局。中集集团、山东海洋、福建闽投、青岛国信等国企纷纷加大对深远海养殖产业的投资力度，成为养殖工船、深水网箱等核心装备的重要运营力量。与此同时，青岛北海、黄埔文冲、中集海工、中船重工（武船集团）等大型造船海工企业凭借在船舶制造、海洋工程领域的技术专长，积极布局养殖船舶、养殖装备市场，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硬件支撑，推动深远海养殖形成国企引领、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全新格局。

  深远海养殖与先进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与深远海养殖国家如挪威相比，我国深远海养殖规模小，市场竞争力不足。挪威深远海养殖大西洋鲑年产量约150万吨，产品质高价优，全球市场竞争力强。截至2023年，筏式、吊笼、底播等易破坏海洋生境的养殖方式的产出占据我国海水养殖总量的60%以上，深水网箱养殖产量不足50万吨，占比不足2%，同时深远海养殖与近海养殖品种高度重合。

  关键技术和装备仍存在短板。养殖装备领域，网箱材料与结构设计尚待优化，抗风浪性能、配套设施完备度不足，面对灾害天气的应急响应能力薄弱，导致大规模推广受阻；优良养殖品种选育滞后，兼具高经济价值、强抗逆性的品种稀缺，种源自主可控目标尚未达成。在海洋牧场建设方面，我国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代差，深远海牧场尚处起步阶段，大型养殖平台、养殖工船等核心装备研发有待加速，生产作业装备智能化程度较低，生态监测与预警预报体系功能局限，现有系统仅能实现基础水文、水质参数监测，对台风等极端灾害的预警能力不够，难以有效支撑深远海养殖与海洋牧场的可持续发展。人工ECO营造技术落后，在海洋牧场设计中，人工鱼礁与海草床等自然生境完成布设无法充分融合，小空间尺度下生境改造能力不强。

  海洋牧场规划选址和空间布局技术有待提升。当前我国海洋牧场示范区虽已形成规模化建设态势，但在选址科学性与布局合理性方面仍存明显短板。多数牧场以独立单元分散建设，缺乏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未能将牧场布局与海洋生物越冬场、产卵场、索饵场及洄游通道进行有机衔接，导致生态联动效应与产业集聚优势难以释放；空间利用层面，水下养殖空间开发相对充分，但水上立体开发严重滞后，且牧场建设与航道锚地、海上风电、油气开发等海上经济活动存在功能冲突，既造成资源配置低效，也制约海洋牧场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发挥。

  地缘竞争冲击我国深远海养殖与海洋牧场开放合作。在全球地缘竞争持续升温的背景下，美西方势力通过舆论操控、战略抹黑等手段蓄意制造中国海洋牧场发展的负面认知，已成为阻碍我国深远海养殖国际合作的核心外部风险。从舆论攻击层面看，西方智库如美国兰德公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频繁发布报告，无实证质疑中国海洋牧场建设的经济可持续性，刻意放大“养殖扩张侵占传统渔业空间”的伪命题，将我国在公海及深远海的养殖活动曲解为“资源掠夺”，多次将中国海洋科研与养殖活动曲解为“地缘扩张工具”。 美国参议院2025年听证会指控中国远洋渔业“系统性违法”，并暗示海洋牧场是“资源掠夺的掩护”。在项目合作领域，针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的海洋牧场项目，美西方通过外交施压、媒体炒作等方式恶意渲染中国海洋牧场建设地缘战略意图，致使中国与斯里兰卡、中国与印尼、中国与缅甸等远洋养殖合作项目在海域审批、技术对接等环节遭遇非技术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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